李丰，业内人称“丰帅”，峰瑞资本（FreeS Fund）创始合伙人。在创立峰瑞资本之前，他曾在IDG资本担任合伙人，主导投资过很多大家可能很熟悉的创业公司，包括三只松鼠、 Unity 、猪八戒、Prosper 、Bilibili 、江小白、韩都衣舍、百分点、百场汇、什马金融、淘金家、清陶能源等等。

在投资方面，他更注重长周期投资。

“我会多做行业分析，从5-7年这个标尺上看，今天看起来不一定合理，但宏观的原因决定他在这个时间维度上必须发生的这些事情，然后在这些方向上找出所谓的主要矛盾的方向上，可能的创业项目和创业机会。假定5年后要长成这个方向的事情，然后在所有看到的相关创业团队中，找出谁看起来的能力和基因是比较全而好的。”

在做投资之前，他曾经创建过互联网广告大数据公司「秒针系统」，也曾在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工作7年，算是「元老」一枚。

作为一个有创业经验的投资人，他对创业者的建议非常简单：就是

你不要再投机取巧，你就做顺周期，顺结构的事，在这个周期就可以赚到钱。

李丰在消费零售、金融科技创新、芯片产业、新药研发领域都有自己的独特解读，创客猫总结了他在这些领域的投资观点，与你分享。

想要长期竞争，零售业必须要有优质供应链

现在，中国的零售经历了电商的洗礼，也经历了商业房地产的快速发展，以及线下零售业态的反思调整与重塑，正通向一个高度竞争且高度市场化的成熟市场。

消费行业的竞争力，短期是流量，中期是效率，长期来看，其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品牌肯定是，但最重要的一定是「有质量、能升级」的「供应链」。这是零售不变的逻辑。

除了控制供应链，那些能做大的公司还要能创造优质供给。所有做双边供需关系对接的平台，本质上核心的竞争力是供给，而不是需求。

在通往新零售的路上，不管你是做渠道、平台还是做品牌，也不管你是卖产品还是卖服务，把所有时髦的东西放到一边，只要你做的是双边的零售生意，最后争的都是优质供给，最后本质上要解决的都是供应链的问题。

所以，你要么掌握优质供应链，要么创造优质供应链。

所有厉害的、做大了的零售公司，包括宜家和无印良品，在核心品类上，都是垄断供应链，这些供应链几乎只为他们生产，而且跟它们一起升级、进化。

中国目前的供应链分成三类：

1、初级供应链

最容易受到挤压的生产供应链。

那些最便宜的微商和社交电商，是初级供应链的两大出口。

它们所触达的人群，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用智能手机完成人生第一笔电商购物的用户。换句话说，他们之前很有可能不是 PC 的用户，也没在淘宝、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上买过东西。

2、中间供应链

可以理解为实现了标准化、工业化、机械化的中端供应链。

新零售是中间供应链主要的出口之一。

中间供应链也因为与新零售的结合，开始有升级的可能，进一步拥有快速调整、快速设计、快速反馈等柔性能力。这也是新零售在当下中国的特殊意义：一方面，那些拥有优质产能却面临新兴渠道所带来压力的供应链需要找到更多出口。另一方面，品牌对优质供应链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两者互相成就。

此外，中间供应链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出口是

外贸电商

。

3、成熟供应链

新零售最理想的供应链能力：流转速度高，反应速度快，同时有一定的柔性基础。

它们一般与超级品牌 (比如 Zara、优衣库) 合作，通过生态链设计部门极致化的打磨测试，最终打造出用料足、定价便宜、强体验的高品质产品。

投资“中国芯”的两个原因

峰瑞自成立以来，就押注深科技投资，并且把投资芯片产业视为一个重点。

不过，两年多以前，芯片能不能投，在行业内是有争议的。有做投资的朋友听说我们要投芯片，都劝我别投。理由是，在上一个周期里，投资芯片的人基本没挣到钱，“这不是VC该投的。”

为什么我们看好中国芯片行业，为什么坚持要投？

先说必要性。

在这个经济周期中，我们必须努力把制造业留在中国，持续地吸纳数以亿计的劳动力。然而，纯粹的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的制造业，容易转移到其他人力成本更低的区域。

因此，

要把中国的制造业留在中国，就必须抓住科技升级的 “风口”，做产业升级，解决核心技术国产化和与其相伴的产业链定价权这两个问题，让中国制造变成中国 “智造”。

这和芯片行业有什么关系呢？

一个事实是，中国生产了70%的消费电子产品，其中，90%含有芯片的消费电子产品产自中国。不过，这其中几乎90%的芯片都是进口的。每年我国仅芯片一项就要花费2400亿美元。

此外，我国本土芯片的产能大概是500亿美元，大部分是外资占比超过51%的企业生产的。也就是说，它们只是在中国设厂，技术还是国外的。

所以我们没有掌握核心技术，也没有核心的高毛利的部件定价权。这种局面必须改变。

芯片能够带动的上下游行业倍率效应较高，介于1：4 和 1：5 之间。这意味着，2 万亿的芯片市场，能拉动大概10万亿的产值。在中国，这和 2 亿制造业人口所能创造的价值旗鼓相当。

而

现在，确实到了投资芯片的时候了

。上一个经济周期里，芯片行业的一大挑战是通用芯片，即像 CPU、GPU 这样需要更长的研发周期、更多的研发投入以及更先进的生产工艺共同完成的产品。

但是在现在这个周期里，不管是从工业应用还是消费者端，垂直应用芯片都有冒头和崛起的机会。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是离产业链和需求更近。

像智能音箱、自动驾驶，乃至物联网所需要的通讯IoT等，都是新的垂直应用场景。这些场景对芯片化解决方案的需求不像对通用芯片这么高，它更需要的，是有芯片设计制造能力，以及对整个场景的理解。

中国的机会在于，大部分这种新的垂直应用场景所需要的硬件，整条产业链都在中国。

第二是人才。

过去一两年中，由于摩尔定律本身在通用芯片的迭代过程中接近极限，很多大型芯片厂商会不再通过雇佣大量的技术人员来加快迭代速度。另一方面，新的垂直应用场景的需求规模一时还达不到让大厂愿意投入大量的技术和人力来开发的阶段。

这导致大量拥有芯片设计、开发与制造能力的人才开始回国，针对上述新出现的垂直应用场景，依靠中国比较成型的产业链来开发产品。我们可以把这些产品定义成更广义的传感器和芯片。

做金融科技创新，要看钱往哪走

在创立峰瑞资本前，我在IDG呆了七年。自2011年开始，我投了很多金融公司，是当时中国投资金融相关项目最多的投资人之一。

但我开始做我们自己的基金峰瑞资本后，我们投的金融创新公司非常少。我们非常谨慎，就是中国足够大的垄断行业的开放过程中，都涉及开放周期和调整周期。

我比较谨慎是因为有非常多的可能性是处于调整期，除了政治正确的一些方向，就是说的消费金融和供应链金融以外没有投了。

都说现在的市场不好，或者是看起来市场很谨慎，这个是中国从金融创新来看，可以投金融创业的机会之一。我们看见的机会就是我们投了一个企业是冰鉴科技，给中小企业做征信。

从中国的持牌金融机构来说，从银行来看，想做金融，要看最大的钱会去哪里。

这一次钱足够多，不都进房地产的情况下，这些拥有了最大量钱的持牌金融机构-银行做资产转型就是面向中小企业和个人。

既然钱按照经济发展规律要慢慢的转向这些方向，我和冰鉴讲这就是一个创业的方向，巨大量的钱做资产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巨大的中间环节，或者是助贷环节，再时髦一点就是金融科技赋能企业，来帮助万亿、10万亿计量单位的钱来进行资产转型。

这是第一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就是围绕整个中国融资结构的转型。

中国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什么？需要刺激经济，又不能增加债务的总规模。这个时候面临一个挑战，要让钱去到经济体当中，又不能更多地透过中间人的借贷形式下去。也就是大家要调整融资结构，

要从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

间接融资是有中间人，我们理解就是银行做了借贷。直接融资，简单来说就是透过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或者是透过资本市场发行的企业债，就是拿钱买股权，或者是拿钱得到公司的其他权益，没有中间人。直接融资在中国过去每一年占比只有百分之十几。

从间接融资到直接融资，背后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基础需求，这个是今天有争议的结论，叫做中国必须有一个体量足够、结构合理、发展相对健康的资本市场，这句话听起来很有争议。但是直接融资的两个手段都需要透过资本市场来发挥作用，既然中国的经济周期一定要调整融资结构，可以确定的是资本市场一定要达到相应的规模，发挥相应的作用，和匹配相应的结构。

面向中国之后5到10年融资结构的调整，凡是能够面向直接融资提供更多机构服务的这些企业，今天看起来虽然还比较小和充满争议，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它会非常大，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几十万亿增量的市场，来提供对应的服务。

因此，关于投资金融科技创新有三句话：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本身钱或者是资金的转向造成的创业机会。

第二是钱如何转向，结构上有创业机会。

第三是消费者行为和模式的转变，带来的创业机会。

比如出门不带钱包和钱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现在的交易行为都数据化了，数据化导致了与之对应的金融行为有了改变。

投资新药研发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全民保障的体系总量很大，且在持续增长。

如何解决问题呢？

一、医疗体制需要改革；二、让药品在流通中的收益更加合理；三、想尽一切办法使得保障体系多元化，如国家个人家庭社会商保等等。

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有超过一半多的收入主要花在重大疾病的诊断和治理，这些药绝大部分是进口，很多人付不起医疗费。从长期性上看，我们要想尽办法把医疗花钱占比最高的重大疾病药物的定价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以前我们在中国投资新药研发，面临很多挑战：一、在中国很少有产业链投资，因为医药研发周期非常长；二、合理的临床政策和规定还有待出台；三、缺乏研发人员。

今天来看中国的新药研发的产业链，中国在打开临床和对临床相关的审批政策及优惠政策等问题解决的非常快。

中国有没有足够多的人来做这新药研发？

因为“工程师红利”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临床新药研发占全球60%到70%。

在中美贸易战背后的科技战中，有一个特别的中长期因素。临床研究能在中国大规模发展的原因，一是中国从八十年代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1999年中国大学开始扩招，这使得中国应届生总量从七八十万跃升至100多万。目前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每年也有900多万大学毕业生。

因此，

从2003年开始中国生产出全球最多的受过高等教育但找工作非常不容易的生物、化学毕业生，这对医药研发产业在中国崛起产生了重大影响。

以药明康德为例。药明康德的产业叫 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合同研究组织），换句话说就是帮助药厂做药物发现的研究外包。具体来说，就是雇佣一些化学和生物学专业的本科、硕士或是博士生，帮助药厂在实验室里做实验。

这个行业在2003年之前，中国在全世界的份额是0。而现在，临床前的CRO中国占全世界的70%。药明康德就是从那个节点开始，经过十多年时间变成了全球最大的CRO，后来拆分成了3个1000亿以上市值的上市公司。

现在做新药研发的人需要在大型药企中有十年以上的行业经验，这些人都在国外药企。这即要求在十四五年以前出国的人，如2005年左右这批人，这批人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父母大概在六十岁左右之间。加之美国新药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在临床上招不到病人，中国临床环境和政策红利向好。很多因素综合到一起，中国成为医药研发最有吸引力的市场，很多工程师开始回国。

（以上参考资料来自i黑马，以及李丰公开演讲和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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