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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录：

1、首推国内托运行李“计件制”、手提行李放宽尺寸——中国联合航空推出行李新规，便捷旅客乘机出行2、《隐入尘烟》：为何它可能是今年最好的国产电影？3、什么是额济纳

首推国内托运行李“计件制”、手提行李放宽尺寸——中国联合航空推出行李新规，便捷旅客乘机出行

7月3日起，中国联合航空执行全新行李规定，首家推出“国内航班托运行李计件制”，单件托运行李重量限额从不超过20KG变为不超过23KG，对标国际航班限额，提高联运、中转效率，进一步便捷广大旅客乘机出行。同时，手提行李尺寸也由此前的20×30×40CM放宽至20×40×55CM，对标20寸登机箱。

作为一家国有的大众化经济型航空公司，中国联合航空以“新国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为主运行基地，同时区别于全服务航空公司，中国联合航空以更加优惠的机票价格，提供更灵活、可自选的行李及餐食等多元附加服务，打造经济型航空品牌，满足市场需求。

自2019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开航以来，中国联合航空一直作为大兴机场航班量最大的基地航司。未来，随着大兴机场国际交通枢纽定位，越来越多的旅客将从大兴机场出入境并中转国内各地，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全新行李规定，是中国联合航空充分结合未来趋势和自身特点，及时推出的一项创新举措，更加契合北京大兴机场国际枢纽定位，提供更便捷的旅客服务，同时助力航空旅游产业发展。

执行新规后，中国联合航空托运行李将由国内普遍使用的“计重制”调整为国际远程航线普遍使用“计件制”，计件制下每件托运行李限额由原来的不超过20kg改为不超过23kg。对于国际与国内中转的旅客而言，新规将会带来更大的便利，无需再有此前3kg托运行李逾重的担忧，让旅客出行更加方便、省心。因为是大众化经济型航空公司，购买中国联合航空N舱（含6折）以上舱位旅客，可享有重量23KG，体积40*60*100CM以内的1件免费托运额度；需要额外托运的旅客，可提前在线上或值机柜台购买手提及托运额度，线上购买还享有7折优惠。

此次调整的另一项内容是在手提行李方面，凡购买中国联合航空T舱（含，3折）以上机票的旅客，均可享有10KG以内的1件免费手提行李额度。对比此前的行李规定，手提行李尺寸从之前的16寸以内放宽至20寸以内登机箱。值得旅客注意的是，小型单双肩挎包、背包及电脑包、手提包、公文包等随身背包并不计入手提行李件数。

随着暑期的到来，中国联合航空还新增多条旅游航线，如鄂尔多斯=大连、温州=鄂尔多斯=海拉尔、九华山=鄂尔多斯、张掖=北京大兴、长白山=北京大兴、石家庄=黄山=潮汕揭阳等，值得广大旅客期待、选择。同时，2020年7月20日之前购买机票的旅客，还可享有最高为机票价格5%的红包返还优惠。

此次行李运输规定的调整是中国联合航空践行真情服务理念的一次全新探索，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普惠、便捷的航空服务产品，进一步满足旅客日益增长的出行需要，提升航空出行品质，努力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型航空公司。

中国联合航空行李规定调整Q&A

Q:为什么行李规定调整？

A:一直以来，中国联合航空积极倡导绿色出行、无纸化出行、自助出行。此次行李规定的调整，更多是从提高广大旅客的出行体验出发，充分结合大兴机场的国际枢纽定位，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服务品质，提高联运、中转效率，贯穿国际化运输的一致性。

中国联合航空作为国有大众化经济型航空公司，为了更好地匹配市场需求和旅客需求，符合航空运输品质与高效方面的总体战略，将托运行李逾重费从计重制变更为计件制，能够有效提高值机效率，也进一步满足旅客携带更多行李的需求。

Q:此次调整有什么新变化？

A:中国联合航空是国内首家“国内行李计件制”的航司，托运行李由“计重制”调整为国际标准“计件制”，计件制下每件不超过23公斤的托运行李标准，与国际远程航班普遍的标准一致，对于国际转国内的旅客将会带来较大的便利。旅客在国内与国际中转时无需有行李逾重的担忧，提高了值机效率，让旅客出行更方便省心，同时更符合大兴国际机场国际枢纽的服务定位。

同时，此次行李规定调整后，在标准上放宽了手提行李尺寸，更符合旅客出行的登机行李需求。

Q:如何购买行李额？

A:线上购买渠道：旅客可在中国联合航空APP 、官方微信、官网（m.flycua.com）点击“手提/托运行李”进行购买，线上提前购买还可享受7折优惠。也可拨打客服热线：400-102-6666进行购买。

线下柜台购买：旅客到达值机柜台后出示相关证件，值机员即可从系统中查看旅客是否含有免费行李额，如客票内未含有免费行李额，通过中国联合航空行李销售APP录入需要托运的行李件数后，使用微信、支付宝进行支付即可。（特别提醒，目前受疫情影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暂时关闭自助值机服务）

Q:低折扣舱位、无手提行李及托运行李，是否可携带随身背包？

A:购买低折扣舱位，例如3折以下价位机票的旅客，规定无手提行李，但大家仍可携带女士背包、电脑包、小型双肩（单肩）背包、手提包、公文包等各类随身背包进入客舱，不收取额外费用。一直以来，我们倡导绿色便捷出行，低折扣舱位更适用于短途及背包客，如旅客对行李产品有需求，也可通过线上或机场值机柜台购买。

Q:近期出行，有什么旅游航线推荐？

A:近期，中国联合航空新增多条旅游航线，如鄂尔多斯=大连、温州=鄂尔多斯=海拉尔、九华山=鄂尔多斯、张掖=北京大兴、长白山=北京大兴、石家庄=黄山=潮汕揭阳等，同时，6月29日至2020年7月20日期间，在中国联合航空官方渠道购买机票还可享受最高5%的红包返还优惠，欢迎广大旅客选购。(中国日报上海分社)

来源：中国日报网

《隐入尘烟》：为何它可能是今年最好的国产电影？

农村题材导致《隐入尘烟》在叫好的同时是意料之中的不叫座，上映10天票房终于突破600万。

电影《隐入尘烟》官方海报。

影片讲述了一对夫妇在西北农村的土地上耕耘的日常。夫妇之间，男的大龄单身且贫困，女的身患隐疾、不良于行。影片也从婚姻的初始，记录了夫妇两人从陌生到熟悉的全过程。

在本文作者看来，《隐入尘烟》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在倾向于冷落苦难的国产院线电影中展示了具象化、富有感染力的底层生活，更在于电影围绕着新世纪之后被冷落的乡村与乡土生活展开。影片对于土地的展示，和第五代电影的壮阔与第六代电影的反叛均有所不同。

影片的主人公，西北荒原上的农民马有铁和曹贵英乍看之下是非常典型的“失语者”，但《隐入尘烟》在刻板印象之外，展示了“庶民”的发声。影片更通过不动声色的细节，展示了两人之间萌发的爱情。一如戈达尔的《受难记》中所说：“每个人都应该热爱劳动或者努力去爱。”

《隐入尘烟》展示的，恰是这样一种命运，挣扎在必要性的生存和非必要性的爱之间。而这种展示，在当下显得难能可贵：它证明电影仍有这样的力量。尤其在这个踯躅前行的时代，为部分人打开一扇通向未知和真实的窗。

撰文丨雁城

既非寓言，也非武器：李睿珺的土地影像

看《隐入尘烟》的全程，我反反复复地想到一句俗语：“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这句话给人的感觉特别具象，正是《隐入尘烟》中对于贫穷的描写。一对生活在西北荒原上的中年夫妇，明明过着一日三餐、春播秋收的生活。但这种平淡生活中，又无处不在地有种“命悬一线”的气息。这条“线”，就像是俗语中的麻绳。被枯竭的资源绷紧了、被命运拉扯到极限。惊魂动魄的日常，随时就可能会崩落。

由素人演员武仁林（也是导演李睿珺的姨夫）和知名演员海清主演的《隐入尘烟》，肯定是近几年中国院线电影中的异类。异就异在上面说的，对于贫穷过于具象的描写。影片讲述的就是一对夫妇在西北农村的土地上耕耘的日常。夫妇之间，男的大龄单身且贫困，女的身患隐疾、不良于行。影片也从婚姻的初始，记录了夫妇两人从陌生到熟悉的全过程。

电影《隐入尘烟》剧照。

观看时，你因为共情，而时时感觉到真实的痛感和虚弱：丈夫的静脉血从抽血管中不断游出、夫妇俩从一间破败但尚有生机的危房里被赶到另一间危房、大雨来了要把烈日下辛辛苦苦堆好的砖石冲毁……影片的调度和演员的表演非常巧妙，能让观众代入与己处境完全不同的两人。平房原本只是一间不起眼的农村自建房，但仰赖慢电影（slow cinema）的力量，当你在长镜头里见证了一个寄托了爱、希望和汗水的家被一砖一瓦地建立起来，在其被挖掘机冰冷地摧毁时，就完全有一种切肤之痛。

这些过于真切的生理痛楚，会让人想到罗兰·巴特笔下，卓别林饰演的无产者。卓别林并不扮演能言善辩、主张明确的底层反抗者。因为对于陷于贫困泥沼的人来说，具象化的饥饿已经耗尽所有能量：

“在卓别林眼中，无产者依旧是饥饿者。他对饥饿的呈现和表达总是令人惊心动魄。巨大尺寸的三明治、牛奶河，几乎没有咬过就随便丢弃的水果……深陷饥饿的困境，所以卓别林饰演的男子从未有过政治意识。罢工对他来说是一场灾难，因为这让确实饿得头昏眼花的人害怕。”

因此《隐入尘烟》的高口碑加低票房毫无悬念。在任何一个档期，苦涩的况味都不可能是票房的宠儿。不必扯上回避苦难、娱乐至死也很好理解，《隐入尘烟》整个宣传期唯一一个出圈的话题，是海清绘声绘色地描述自己在农村上旱厕时手机掉坑里的短视频。而看了这个短视频哈哈大笑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海清是在为哪一部电影做宣传，而认为这只是“你是我的神”的续篇。

其实，说中国院线电影拒斥贫穷和苦难也不准确。在近几年，聚焦弱势平民的影片并不鲜见。我们能看到偏向现实主义的《一江春水》《南方车站的聚会》，其主角都在社会地位或地理位置上处于边缘。同时受到“小人物主旋律”的大趋势影响，《我和我的家乡》这样的当代献礼片，也把目标投向山区、农村和都市里的外卖员。社会边缘人的角色更穿行在更早几年的第六代电影里，从盲人推拿从业者（《推拿》）、下岗工人（《地久天长》），到小镇青年（《站台》《任逍遥》）、外来务工人员（《世界》《天注定》）。如贾樟柯所说：“贫穷不是一种奇观，而是一种通感。”在这些来自各行各业、天南海北的角色的故事里，阶层分异是每个房间里的大象。

电影《推拿》剧照。

但《隐入尘烟》在这些电影之间仍然是特别的。特别点在于，当以前述影片为代表的千禧年后的中国电影，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城市化进程中城镇的撕裂与彷徨时，《隐入尘烟》中的贫困仍和乡村紧紧相连。这里的乡村概念，又以土地为核心，就如电影开头那片望不到尽头的漫漫黄沙。

有趣的是，当我们把《隐入尘烟》的土地展示和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作对比时，会发现美学上的近似，但同时观察到迥异的内核：陈凯歌先声夺人的《黄土地》和多年后张艺谋的《一秒钟》里，都能看见西北的荒原。第五代电影的黄土地就是这般阔远而奇伟地成为了“国家的寓言”（national allegory）。土地是历史沉默的见证者，吞噬泪水、胶片、创伤和回忆。

电影《一秒钟》剧照。

在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乡村则往往是失语的。成长在改革开放时代，第六代导演的青睐属于展示更多变化的工厂、舞厅、城中村和钢铁森林。或许仅有贾樟柯的近作《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出现了汾阳村庄里或碧绿或金灿的土地。片中，他放弃了标志性的低饱和度色调，让村民在明亮的土地上耕作、朗读诗歌。但这种有强烈人工构建感的场景，又无形催生了一种间离效果，让观众对纪录片中话语的天然权威保持怀疑的距离。

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剧照。

《隐入尘烟》中，土地的影像既不像第五代的史诗寓言，也不像第六代的反抗武器。土地就是土地。它是主体，远在成为喻体之前。当代电影观众好像都忘了，耕种本来就是一个大工程，在缺乏机械化的荒原上，足以耗费从日出到日落的完整一天。对于农民来说，这就是唯一的经济来源，系着全部的身家性命。这份对土地原有却在银幕上冷落许久的重视，被《隐入尘烟》归还。所以你可以看见，影片中明晃晃的日头下，夫妇俩基本都在土地上忙碌。其他剧情则只在夜晚发生：进城献血、饲养家禽、交流感情……

我们或许已经忘记有多久没在大银幕上看见详细的耕种，而且其并不以人物生存的背景板、田园生活的主色调，或大叙事宣传黑板报的形式而存在。在巨细靡遗的日常化展示的同时，李睿珺的影像又是相当煽情的。他极为深情地描写这片有强大包容性的土地。尤其是当主人公因为经济窘迫和身体残疾被同类弃绝时，他们面向的土地给予了他们无差别的关怀。哪怕这种关怀只是最普通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电影《隐入尘烟》剧照。

在《隐入尘烟》的豆瓣长评区里，李睿珺写了一首诗，结尾颇为动人：“刚到村口的疯子/充满爱意地看着围向/他的十个孩子/其中九个向他丢来土块/只有一个在他碗里放了/馒头”。对于马有铁夫妇来说，这往他们碗里放馒头的唯一一个人，或许就是这片无言的黄土地。

失语的和拒绝聆听的

对于农耕生活细大不捐的关注，来源于导演李睿珺的创作习惯和坚持：“在日常中提炼电影，然后在电影中去还原日常”。他的故土就在甘肃张掖，17岁才跟随父亲进城。所以在接受公众号“NOWNESS现在”的采访文章《那些没机会上场的人，才是这个世界的基底》中，他说道：

“我觉得任何国度的任何人，对于土地的依存都是相似的。特别对来自乡村的人来说，他们与土地的连接感可能更强烈一些，因为农民的经济来源全是来自于这片土地。城市里的人可能觉得好像与土地没有很直接的关联，但反过来一想，我们居住的楼房，其实一样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

在这段陈述里，李睿珺显然意识到，他的认知和大众（“城市里的人”）认知之间存在距离。土地是被这个城市化浪潮中的当代社会习惯性忽略的。同样被忽略的，还有守在黄土地上的人们。

很容易联想到斯皮瓦克那个振聋发聩的问题，“庶民们能够发声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在大众语境中，庶民往往和普通人、底层人、弱势群体、无产阶级通用。在斯皮瓦克的定义中，庶民不是能被量化标准划分的一群人，而是被中心排斥在边缘的，弱势、隐形、被“他者化”的群体。换言之，庶民的概念是相对的、流动的，而非被本体论或二元结构所定义的。

那么，在《隐入尘烟》中，庶民们能够发声吗？影片中的马有铁夫妇，乍看之下是非常典型的失语者。能很快联想到类似的角色，戈达尔《受难记》里口吃的女工、拉斯·冯·提尔《黑暗中的舞者》中比起语言更爱音乐的捷克移民、达内兄弟《罗塞塔》中沉默寡言的18岁少女……他们的共同点是，大多说自成体系的方言，不善言辞，偶尔说话时也很少获得关注与理解。

电影《受难记》剧照。

很多人注意到海清所饰演的曹贵英在影片前段保持沉默。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不抽。”她反对村民们利用道德绑架，迫使马有铁给村里首富献血。这被视为她找回话语和主体性的瞬间。当然，她的声音没有得到重视，一如在影片后段马有铁被多次抽血时，她颤颤巍巍地说“血已经抽满了”，但血还是汩汩地往外流。

时常会觉得，在影视作品中做一个不会说话的人，要比做一个贫穷的人更惨——当然最惨的事实还是，贫穷往往直接和失声挂钩——因为这样的角色，不但不能获得同属虚构宇宙内的其他角色的理解，甚至也会因为“坚持不为自己辩护”且“拥有奇怪的脑回路”，而失去全知的观众的同情。就像在《黑暗中的舞者》豆瓣高赞短评区里，就有这样的评论：“比人性更可悲的是，主角智商与情商双低”“……善良过了头就是愚蠢了，智商情商都很低，注定了塞尔玛这个结局。”

然而，庶民们真的抗拒，或者无力为自己发声吗？《隐入尘烟》在这个层面上，又使人物塑造偏移了沉默的刻板印象。和曹贵英相比，马有铁在片中就有更多对外表达的机会（大概也受益于他的性别及本地人身份）。如果仔细分析台词，你会发现马有铁并不是一个讷言的人。他在很多场合都不怯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且他的发声往往和他不合时宜的价值体系相关：

在面对村里首富的亲眷时，他拒绝索求回报，但要求对方给村民们宽限交租日期；年末收谷子的时候，他主动提出要扣掉先前赊账的种子钱……马有铁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其实很擅长讲清楚原因——如果考虑到他类似的表达在过去数十年，都没有得到任何比忽略和嘲笑更正面的反馈，那么他发声的勇气和决心可能会给你留下更深的印象：这是一个坚持发声，即使明知没人会聆听的人。

电影《隐入尘烟》剧照。

在斯皮瓦克的庶民研究中，关键点原本就不在于庶民是否能够发声，而是这声音是否为主流/精英/中心所聆听。有时候，即使主流给予了这些声音收容与帮助，也可能伴生着叙事的节选、扭曲和篡改。就像戴锦华在《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的序言中所说：“庶民们/劳动者们始终在发声：自我陈述、自我显现或大声疾呼。只是，他们的声音持续地遭到各类媒体的冷遇与屏蔽，只是，主流或自以为主流社会的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拒绝倾听或选择漠视。然而，无论人们是否瞩目或倾听，那声音存在着、回响着，那是今日世界真实的言说。”

《隐入尘烟》就通过一系列新现实主义的保留节目——非职业演员、实景摄影（on-location shooting）——试图展示庶民发声和对庶民之声的屏蔽。当庶民之声与官方之声并置，这种展示的社会政治寓意就更加明显：身份不明的男人突然降临在家徒四壁的土房里，但他的发言立刻证明了官方属性：他宣布为了新农村建设，提升村民的生活水平，将对土房予以拆迁并提供补助。

这些宏伟美好的字眼落在实际中，意味着马有铁夫妇要搬家了。而且由于他们并不拥有土房的所有权，也不会得到任何补助。在政策传递的全过程中，马有铁与曹贵英都没有说话。官方人员离开房间后，曹贵英被发现失禁了。在这一刻，缄默失语和病理表现把声量的不平衡性与信息传递的单向性展露无遗。如果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在庶民发声的议题上，更应该被审视的不是边缘弱势的唇舌，而是处于中心的耳朵。

电影《隐入尘烟》剧照。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很难确保《隐入尘烟》中庶民之声的主体性与本真性。尽管导演李睿珺就来自农村、拍摄着自己故乡的故事，但当他重返故土、成为导演和知识分子，我们也应对他的“再现”（representation）保持审视，即使这种再现是本能善意的。就如斯皮瓦克所点明的：“反抗形式的民众被知识分子建构成一个统一的大写的主体的时候，知识分子本身可能共谋将他者塑造成自我的阴影，就此而言，底层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实际上，影片高饱和度的色调、明显经过设计的构图与光影效果，乃至海清这个大众专业演员闯入乡村实景时提供的陌生化效果，也确实让《隐入尘烟》更像是精心规划的剧情片（有的段落甚至是宣传片），而不是更贴近真实、模糊了因果关系的生活切片。

电影《隐入尘烟》剧照。

但总体而言，《隐入尘烟》对于弱势群体的表现，还是真诚、并带着尊重与克制的。这份尊重不仅在于影片对于苦难的展示，更在于对于生活情趣的展示。影片在劳动之外的另一条线，是爱情——如果你选择这么定义马有铁夫妇之间的关系的话。比起戏剧感偏重的冬夜送水、买大衣、溪流沐浴、手腕印花等桥段，二人的交往过程中，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是以下两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是每次搬迁后，房屋里被原封不动悬挂起来的“囍”字。每当马有铁询问曹贵英“囍”字是否挂好了，曹贵英都在仔细端详后说了同一句话：“高一丝丝（一点点）。”考虑到直至影片最后，他们的经济水平也只能负担起曹贵英病中吃个水煮蛋，这个“囍”字可能就是整个家里唯一一样“高于生存”的装饰品。这张薄而脆弱却被妥善保管的“囍”字，就代表了他们在被必需的生存填满的生活里，仍然保留的对更高层次的生活的向往。

电影《隐入尘烟》剧照。

另一个细节，发生在夫妇俩干完农活后的闲聊中。马有铁说起小时候村子里有个疯子，总是面对着麦子念念叨叨：“被风刮来刮去，麦子能说个啥？被飞过的麻雀啄食，麦子能说个啥？被自家驴啃了，麦子能说个啥？被夏天的镰刀割去，麦子能说个啥？”（这里出现在引用里的疯子，也是符合上文描述的一个失语者的典型）曹贵英则突然激动地说，她小时候也知道这么个疯子。俩人突然乐呵起来，只因为发现来自不同地方的两个人，原来在相识之前，就认识同一个疯子。

这可能是本片里最接近爱情的片段之一。平日的关怀与扶持，多少出于现实婚姻的考量，就像马有铁的一个邻居感叹：马有铁无论娶谁做媳妇，都会对她那么好。这种照顾是无差别的。但在上述的一幕里，两人因为一件莫名小事而欢欣鼓舞，仅是因为它证明了一种玄虚的缘分。这缘分恰恰基于分别心存在，“如果不是你，则不能”。就像齐泽克在《事件》里写：

“坠入爱河缘于偶然的相遇，然而一旦爱发生了，它就显得像是必然的，它宛如我的整个人生所趋向的目标。拉康将这种从偶然性向必然性的逆转过程，称为从‘防止被遗漏’（stop not being written）到‘不阻碍被记忆’（dosen't stop being written）的转变：首先，爱情‘防止自己被遗漏’，它在某次偶然的相遇中浮现出来；一旦爱情出现，它便‘不阻碍被记忆’，它把爱的功课施加到情人身上，把爱的一切后果持续地铭刻在他/她的存在之中，并以对爱之事件的忠诚为中心，构筑起了他/她的爱。”

这是在很多爱情里都发生过的瞬间，但在这段因为纯粹出于现实考量而缔结的婚姻里显得特别珍贵。爱情“偶然地”在这段婚姻中发生了，它促使夫妇俩像一对单纯的、坠入情网的高中生一样，热衷创造一个“向前追溯的链条，使得其自身的发生显得不可避免”。这时刻不仅代表着爱情萌发，也昭示人性回魂。在整部电影里，观众见证这对夫妇遭遇非人化和异化的过程，使其成为熊猫血的器皿、拉磨的驴、地里无言的麦子，甚至占领他们的自我认知（片尾马有铁对驴喊话：“都被人使唤大半辈子了，咋这么贱！”）而这非必要性的瞬间，使人重新成为可以发声的人。

电影《隐入尘烟》剧照。

戈达尔的《受难记》中说：“每个人都应该热爱劳动或者努力去爱。”而阿兰·巴迪欧感慨：“这是人类最终的命运，位于这两个词之间。”《隐入尘烟》展示的，恰是这样一种命运，挣扎在必要性的生存和非必要性的爱之间。恰恰在一些疏于规划的沉默瞬间，观众好像看见了庶民们在说话。而且他们说的每一个字，都完整地落进了黑暗中的耳朵里。

照见当下：也许共情天然是有边界的

在《隐入尘烟》上映的节点，我们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时刻。疫情进入第三个年头。

我们躲在信息的同温层里。共情从未如此容易，因为似乎大多数普通人都有物质上的不知足、不够用，都经历过或经历着不得已的时刻，以至于一些“不公平”的火星就可以轻易点燃民愤、星火燎原。

共情又从未如此艰难，因为在看不见的角落里，有想象力不能穷尽的艰难。这种割裂在今天特别明显，但并不是这个时代的专有。比《隐入尘烟》更早的是第六代，再早的是第五代。

只是，我们还是难免因为感受到人和人的不相通而感到悲观。也许，共情天然是有边界的。这种边界导致人们只能相信与自己的处境和信念相似的事物。再退一步说，即使是共情了，然后呢？我们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但票房失败的《隐入尘烟》在口碑上的成功，又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了我们些许鼓励。也许同温层没有我们想的那样狭窄。而影像仍然拥有这样的力量，尤其在这个踯躅前行的时代，为部分人打开一扇通向未知和真实的窗。很多人把《隐入尘烟》定义为一部“扶贫电影”。大概意思也是，在认知之后，才可能发生其他所有的事情。

电影《隐入尘烟》剧照。

据豆瓣网友@梅川酷子对《隐入尘烟》武汉场映后谈的记录，李睿珺谈到了中国电影市场：“一个电影市场，它应该是各种各样的电影都有才是正常的，一个市场的健康最重要是多元，比如说我们进到超市，超市就是有多种物品，可以让不同的受众去选择。方便面，有一块的，有五块的，甚至你有钱可以买十块的。但是假如说这个超市只卖一种方便面了，这是专卖店，不是超市，那它就不是个市场，那个市场其实就萎缩、死亡了。”

从电影生态的层面来说，《隐入尘烟》的意义之一，也是作为一盒不合时宜的泡面挤进了这间近来有些门庭冷落的小卖部。它不是最受欢迎的，也不是话题度最高的。它存在在那里，像倏而跑进鞋子里的石块，不断提醒着你，在同一片土地上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生活着，和你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而你不能把他们轻易地甩掉，不能让他们就此隐入尘烟。

文/雁城

编辑/王青 罗东

校对/贾宁

什么是额济纳

2021年10月13日拍摄的额济纳旗胡杨林。本报记者刘磊摄

2019年10月18日拍摄的黑城遗址城池。本报记者彭源摄

10月17日拍摄的居延海（无人机照片）。本报记者李志鹏摄

2021年10月中旬开始，很多人对一个原本陌生的地名有了更多的关注。在媒体上，在互联网上，在人们的茶余饭后，这个地方的热度绝对空前。

如果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对西北大漠深处这个面积很大很大、人口很少很少（户籍人口三万余人）的地方，绝大多数人只是偶尔对着地图畅想一下。

这，就是内蒙古最西端的阿拉善盟额济纳旗。

什么是额济纳？

“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弱水在《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名著中，象征水势深广、一往情深，充满了诗情画意。而《水经注》中“弱水入流沙”，是指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它从祁连山发源，先向西北，再折向东北，奔流到大漠戈壁，形成的一大片绿洲，就是额济纳旗。

额济纳一词，源于西夏语“亦集乃”，意为黑水。从北京驾车沿京新高速一路向西，在内蒙古境内的最后一个“补给站”就是额济纳旗。地表黑灰的茫茫戈壁，望不到头的浩瀚沙漠，低低隆起的几处小山，并不是这里的全貌。在母亲河黑河滋养下，40余万亩胡杨林茁壮挺拔，40多平方公里戈壁湖泊居延海波光粼粼，各族群众安居乐业。

路边，不时有三五成群的骆驼，悠闲地踱着步。耳畔仿佛响起声声驼铃，似乎诉说着古丝绸之路上的沧桑记忆。从汉朝起，华夏儿女就在此屯垦驻军、起塞筑垒，创造了灿烂文明。后来，这里又是唐、西夏和元朝重镇。

旗政府所在地达来呼布镇以南约150公里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神舟系列飞船发射的地方。看神舟飞天，赏金色胡杨，游戈壁绿洲，访居延古韵，近年来游人纷纷来此探妙寻幽，国庆期间更是经常爆满，游客往往多达一百多万。

眼下，当地因新冠疫情而按下“暂停键”。不过，悠久历史与独特景观依然令人神往。

古塞黄云共渺然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王维的《使至塞上》将读者带到西北边塞居延，感受其雄奇壮阔。

“居延”是匈奴语“祁连”的音转，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时云“匈奴谓天为祁连”，祁连山即“天山”，居延海即“天池”。在这一天赐大湖的滋润下，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居延绿洲，即今天的额济纳绿洲。

穿过一片片随风摇曳的梭梭、红柳和胡杨林，记者来到戈壁大漠上耸立2000年左右的部分居延遗址。

额济纳旗文物保护中心负责人傅兴业说，居延遗址分布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境内，整体呈东北—西南走向，由烽燧、障城等建筑设施组成，是汉代修筑的边塞军事防御设施。

地处西北边陲的居延地区，是蒙古高原通往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必经之道，也是穿越巴丹吉林沙漠和茫茫戈壁、通往漠北的重要通道。如果控制了这里，就扼住了自漠北向南转而至河西、西域之咽喉要冲。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重创匈奴后，匈奴败退漠北。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王朝派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地区修筑亭鄣、长城、烽燧等军事防御设施，抵御匈奴入侵。

路博德同时修建了肩水都尉府、居延都尉府和遮虏障。秦汉时的都尉是仅次于将军的武官，都尉府直接的下属军事机构称候官。隶属于张掖郡的居延都尉府，在北部、西部、南部下设三大候官，分别为殄北、甲渠、卅井候官。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文平介绍，有的研究者认为居延都尉府之下还应有一个候官——居延候官。因为出土汉简简文中有“居延塞”“居延候官”“居延塞尉”的称谓。“塞尉”往往简称“尉”，也称“障尉”，是候官长吏之一。如果居延候官确实存在的话，其治所初步推断为红城。

记者在达来呼布镇以南20多公里处的戈壁滩上看到，红城遗址是一座方形城堡，南侧有门，城墙高大而厚实，且没有采用常见的夯土建造，而是用土坯砌筑。

考古资料显示，居延都尉府之下的三大候官治所所在障城主体均为边长约23.1米的方形障城，南侧附带较大坞院。红城虽不见坞院，但其主体障城边长亦约为23.1米，符合候官治所的规格。

汉代居延地区的兵马活动，不仅留下城址和烽燧遗址，更形成大量居延汉简。

达来呼布镇南24公里处的甲渠候官遗址，只残存风化的夯土堆和由三层土坯夹一层芨芨草筑成的城墙残垣，其轮廓依稀可辨。这个俗称为破城子的地方，曾出土大量居延汉简。

1930年四五月间到1931年初，中国和瑞典学者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瑞典学者弗克·贝格曼首先在居延长城烽燧遗址发掘出汉代木简，之后在甲渠候官的城堡遗址中发掘出汉简5200多枚。

城堡东侧有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贝格曼又在小屋遗址中发现成册的木简。专家们推测，此小屋很可能是当时的档案室。

1972年至1976年，中国考古队对甲渠候官遗址发掘时，共发现7000多枚汉简，《烽火品约》《甲渠候请罪》等一枚枚字迹清晰、坚固如新的汉简，仿佛让人穿越到“烽火高飞百尺台”的汉代。

考古队还重点对推测为档案室的小屋遗址进行挖掘，出土了从王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到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的各种簿籍70余册，每个簿册以2道或3道绳索编缀，档案室内还发掘出各种简牍900余枚。

居延地区1930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共发现汉简35500余枚，是我国发现简牍最多的地区之一。

傅兴业说，遗址内出土的居延汉简，是记录汉代边塞屯戍活动的文书档案，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边防、屯田、水利、地理、交通、法律、民族、宗教等诸多领域。居延遗址边塞军事防御设施及出土的汉简被誉为20世纪重大考古发现，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知名度。

居延遗址边塞军事防御设施始建于西汉武帝时期，东汉以后，它们逐步失去功能与作用，最终废弃。汉代的辉煌过去了，但只要有黑河水滔滔流过，居延的文明就不会消失。

繁华落尽掩浮尘

除了居延遗址，沐浴千百年风雨的唐代和西夏古城，也因历经沧海桑田、岁月更替，而显得从容深邃。记者继续拂去历史尘埃，探寻它们的印迹。

在达来呼布镇东南约19公里处，是唐代的大同城遗址，城址在黑河故道右岸。记者在这里看到，这一回字形城址由内外两道城墙组成，夯土墙残存已不多，但城墙基础依然明晰。

此城前身是北周武帝宇文邕所筑的大同城旧址，因多圈马群、套捉坐骑而又名“马圈城”。此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曾侨置安北都护府，但不久后，安北都护府内移至西安城（今甘肃省民乐县西北）。后来在此设立屯戍的同城守捉，唐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改为宁寇军。

唐代的城址遗址仅此一处，因此考古学家推测，唐代居延屯田范围要比汉代缩小许多，这是居延屯田史上的衰落期。

然而这座城文化内涵非常丰富。王维、陈子昂等唐代诗人曾在此驻足。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王维在此写下脍炙人口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一被称为“千古壮观”的诗句。唐朝将安北都护府迁至大同城后，从军至大同城的诗人陈子昂上书谏言，阐述大同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并写下《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知之》《居延海树闻莺同作》等诗篇。

徘徊在大同城外，脑中不禁闪现出“边地无芳树，莺声忽听新”的千古名句。

许多游人来额济纳旗，总会去游览古丝绸之路北线上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城——黑城遗址。它位于达来呼布镇南偏东方向约22公里处。黑城又称黑水城，是西夏在黑河下游设立的黑水镇燕军司。

1286年，元世祖在此设“亦集乃路总管府”，大规模扩建黑城，使这里成为中原到漠北的交通枢纽。相传马可波罗曾从这里经过。

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明朝征西将军冯胜攻打元军残余，筑起沙坝截断黑河上游的水源，断水攻破黑城后撤军而去，这座繁华一时的古城因黑河改道而废弃。

直到1886年，俄国探险家波塔宁发现已在黄沙中沉睡500多年的黑城遗址，黑城的宁静才开始被俄国、瑞典和日本等外国探险家打破。

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这里挖掘大量文物，包括珍贵的汉文、夏文对照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及《音同》《文海》等古籍。

科兹洛夫对黑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挖掘，第一次在城内的街区和寺庙遗址上挖出十多箱绢质佛画、钱币等文物，以及书籍、信件、金属钱币、女性饰物、家具和日常生活用品等。

第二次到黑城，他雇人打开一座覆钵式佛塔，里面秘藏着许多佛教塑像和成百上千的书籍、绘画、经卷等。他们随后挖掘30多座塔，出土2000多种抄本书籍、300多张佛画和大量木制、青铜镀金小佛像等。俄国著名汉学家伊凤阁在成堆的文献中发现了一册《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是世界上仅存的西夏文、汉文的双解词典。

经历多次挖掘后的黑城伤痕累累。由于周边地区沙化严重，近年来流沙从东、西、北三面侵蚀黑城，许多遗址已埋于黄沙之下。考古专家们预测，至今城内还埋藏着丰富的西夏和宋、辽、金、元等朝代的珍贵文书。

“沙阔独行寻马迹，路迷遥指戍楼烟”，这座被流沙半掩的古城经历过繁华，也经历过战火的洗礼，如今万人空巷的景况随风而去，只留世人赞叹其雄浑与幽静。

大湖重生万物兴

淼淼居延海，萧萧芦荻林。从达来呼布镇驾车向北开行50多公里，就抵达黑河的尾闾湖——东居延海。

金秋时节，站在湖畔，只见成群的鸥鹭欢快飞翔，丛丛簇簇的芦苇随风摇曳，平静的湖面在阳光照耀下晶莹剔透，好似一面镶嵌在茫茫戈壁上的明镜，在这片干旱荒凉的土地上，撑起生命的希望。

很多人难以想象，如今碧波荡漾、鸥鹭翔集的东居延海，20多年前曾彻底干涸，变成了“死亡之海”。西居延海更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干涸，几乎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居延海在汉代时被称为居延泽，魏晋时称为西海，唐代起称为居延海。居延海的湖面因黑河下游的改道而时有变动，清代以来又分成东部的苏泊淖尔和西部的嘎顺淖尔，人们习惯称为东居延海和西居延海。

额济纳旗水务局局长齐金花说，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由于气候变化、人口增多、工农业发展和水资源总量不足、时空分布不均等原因，进入额济纳旗的黑河水量大幅减少，甚至经常断流，不少湖泊、泉眼和沼泽地随之逐渐消失。

据地质学家考证，历史上的居延海最大面积曾达2600多平方公里，至秦汉时期尚有720多平方公里。据1958年中科院考察队调查测算，西居延海有267平方公里的水域，东居延海水域面积也有35.5平方公里。然而仅仅过了3年，西居延海于1961年彻底干涸，东居延海也时断时续，于1992年干涸。

2000年初，记者在干涸的东居延海附近采访时看到，湖盆里堆积了一层厚厚的细沙和白花花的盐碱，还能看到鱼骨和动物的骨头。缺少了黑河的滋养，额济纳绿洲急剧萎缩，植被大面积退化，荒漠化加速蔓延，还经常刮起遮天蔽日的黄沙，成为北方沙尘暴重要策源地之一。

年逾古稀的萨仁格日勒生活在东居延海西侧的赛汉桃来苏木。她回忆说，儿时房前屋后都是高高的草甸，牛、羊走在其中都看不见身影，可后来黑河断流，居延海慢慢干了，地下水降了，草木缺了水，也都枯死了。

为遏制黑河下游生态系统整体恶化，2000年8月，国家决定实施黑河跨省分水，水利部随即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黑河流域管理局，对黑河干流水量统一调度、全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

上游和中游“勒紧裤腰带”省下的水流到下游，恢复了额济纳旗生态，也使东居延海起死回生。2003年，消失11年的东居延海湖盆首次过水，并且蓄积起稳定的水面。2004年8月至今，东居延海已连续17年再未干涸，水域面积稳定在40平方公里左右。

额济纳旗胡杨林研究专家吕慧说，随着黑河有效补给，东居延海有了稳定水面，额济纳绿洲的地下水位升高了，胡杨林得到黑河水的浇灌，面积从2000年的39万亩增加到目前的44万多亩。东居延海附近出现的候鸟种群、数量逐年增加。

祖祖辈辈生活于居延海附近的苏泊淖尔苏木牧民青格勒说：“以前梭梭林、柽柳林下长的是碱草、骆驼刺等不好的草，浇上水后长起了甘草和沙拐枣等好草。”

当地还通过疏浚河道、科学导流等方式，让黑河水于2016年首次进入消失半个多世纪的西居延海。2018年9月，黑城遗址附近沉寂600多年古河道也进水了，灌溉和浸润面积达到25平方公里。很多牧民兴奋地说，河道过水后，一些枯朽多年的小胡杨树居然发芽了。

千年胡杨守家园

在额济纳旗，入眼最多的是胡杨。戈壁深处的胡杨，身躯死死阻挡着风沙，保持着水土，守望着美好家园。居住在黑河两岸的人们常这样赞美胡杨：生，一千年不死；死，一千年不倒；倒，一千年不朽。

这不屈不挠的“胡杨精神”，被一个个扎根戈壁、种树战沙的英雄所诠释。

在巴丹吉林沙漠西北边缘，年近七旬的图布巴图与老伴手持铁锹、拎着水桶植树的身影格外显眼。他们脚下，一棵棵高矮大小不一的梭梭簇拥着围成1000多亩绿洲。一年当中，图布巴图有300多天在林子里与梭梭相伴。近20年来，他跟妻子把5万多棵梭梭植进荒凉的沙漠里，筑起一道绿色屏障，保护着家乡的生态环境。

“我宁愿做挡风沙的梭梭，也不愿当好吃的老鼠。梭梭死了，横在地上也能挡住沙子。”图布巴图说。

已故退休干部苏和，曾放弃安逸舒适的城市生活，2004年起到无房、无水、无路、无电的沙漠中种树。2018年，他在治沙中腿部受伤，但依然坚守在治沙一线。扎根沙漠17年，植树造林6307亩。他种下的梭梭，在黑城遗址西侧上风口形成一条500米宽、3公里长的灌木林带，迎头砍断了扑向黑城的“沙魔”……

这坚韧不拔的“胡杨精神”，也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中闪耀着光芒。

达来呼布镇以南150公里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又称东风航天城），书写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多个“第一”：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第一艘载人飞船……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一箭一星到一箭多星，从发射卫星到发射载人飞船……中国航天事业的每一步发展都凝聚着航天人巨大的付出，他们用汗水和心血，书写了中国实现技术自主创新的辉煌篇章。

东风航天城内一片密林之中有一座烈士陵园。长眠在此的600多位航天人，有的人为了巡道被沙暴掩埋在茫茫沙漠中；有的人为了攻克技术难关，年轻的生命早早凋零；有的人为了排除险情，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他们，就像倒而不朽的胡杨，静静躺在这里，继续注视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守望一次又一次的发射任务。

在额济纳旗，就有着为了国家航天事业而让出故土、数度搬迁的居民，他们如同饱经飞沙走石和风霜雨雪的胡杨一般奉献与守望。

嘎拉朝鲁是巴彦陶来苏木乌苏荣贵嘎查的牧民。为支持东风航天城建设，他的父母在1958年举家搬迁。他曾听老人说起搬迁的情景：一家人收起毡房，赶着牛羊，骆驼上驮着三大箱家当，与其他牧民一起离开。人们走一阵回头看一阵，虽然舍不得，但没有人拒绝搬迁。

这其中不少人是蒙古族土尔扈特部落后裔。

土尔扈特部落是我国蒙古族的一个古老部落。明朝末期，由于蒙古族各部之间征战不断，土尔扈特部被迫西迁，在伏尔加河流域一带游牧。清乾隆三十五年腊月（公元1771年初），身处异乡的土尔扈特部决意东归。首领渥巴锡率部众3万多户、约17万人开始了行程万余里回归祖国的伟大壮举。

一路上，他们穿越险峻山川、浩瀚沙漠，历经艰难困苦，经过半年，终于抵达伊犁河流域，回到祖国怀抱。

此后，土尔扈特部众主要生活在新疆、内蒙古、青海一带。他们和当地各族人民一起内勤耕牧，外御强敌，为开发和稳定我国西北边疆、维护和巩固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

如今，他们与生活在额济纳旗的各民族兄弟姐妹，守望相助，团结奋进，共同创造美好生活，让锲而不舍的胡杨精神传承发扬。

10月27日夜间，一列从郑州始发的旅游专列，在额济纳旗滞留10天后，踏上返程之旅。随着首批586名滞留游客平安有序离开额济纳旗，当地正式开启了滞留游客转运工作。

截至25日15时，滞留在额济纳旗的游客有9412人。

疫情发生之后，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滞留的游客，都像梭梭造绿那样携起手来，守望相助；像胡杨挡沙那样顽强不屈，防控阻击疫魔。

“这趟旅行看到了不完整的风景，却收获了数不清的暖心感动。愿早日战胜疫情，明年继续未完的旅程。”上海游客徐女士在列车发车前对记者说。

战胜疫情之后，未来的额济纳一定会更美！（殷耀、于嘉、魏婧宇）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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