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三十载银行业踏浪远航资本市场

筚路蓝缕三十载银行业踏浪远航资本市场

中流砥柱

大象跳起资本舞步大行“蝶变”再出发

从“不良贷款率高企至20%以上”到“霸榜世界银行1000强前四”，中国大型商业银行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

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的2020年全球前1000家银行排序，中国四大行包揽前四。这是四大行第三年蝉联前四名，也是“宇宙行”工商银行第八年冠绝全球。

若以资本总额和利润的增长率排序，中国四大行的数据均高于美国十大行。《银行家》杂志为此预测，待来年此时再战，又将有新一波中资银行冲入前二十。

复盘20年“蝶变”路，始于2003年的那场股份制改革上市，是国有大行华丽转身的起点――彻底改造公司治理，促使进一步转换经营机制，实现真正的市场化经营。

1999年末，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总额约3.2万亿元。巨额不良贷款对中国的银行业乃至金融业运行构成严重威胁。

在这一背景下，1999年，国务院先后成立4家资产管理公司对口承接四大行的不良资产，共计剥离上万亿不良资产。

然而，剥离不良资产依然没有触及银行经营管理体制的深层次矛盾，没能根本扭转国有银行的经营困境。与此同时，打开开放的大门后，外资银行的竞争悄然而至。

市场迫切期望一场改革。于是，国家决定启动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按照 “四部曲”方案进行：一是核销已实际损失掉的资本金；二是按照市场化原则剥离处置不良资产；三是外汇储备注资；四是境内外公开上市。

作为一家有着特殊使命的中字头公司，中央汇金公司当年深度参与了四大行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引进战投、IPO等一系列重大决策。

据中央汇金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沈如军介绍，为解决四大行上市前普遍存在的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信息披露不充分、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较差等问题，中央汇金公司注资后，积极推动四大行按照现代金融企业制度要求，建立相对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各司其职，相互制约，相互协调。

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使得四大行获得了境内外投资者的广泛认可。2005年10月，历时近两年的筹划，建设银行在四大行中率先叩开了港交所大门；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于2006年先后分别在香港、内地成功上市。

“无论A+H同时发行上市还是‘绿鞋’机制，尽管是在工商银行首发时的创新，但更应该看成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创新，表明我国证券市场正在逐渐走向成熟，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在上市推介会上，时任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表示。

2010年7月，农业银行分别在内地、香港成功上市，四大行会师A股。时任农业银行副行长的潘功胜谈起这段历史时，亦道出了背后艰辛过程：“农业银行从启动上市进程伊始，就面临着迥然不同的严峻形势。当时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缓，资本市场持续低迷，国际股指大幅下跌，很多新股上市还频频破发。”

从明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到2010年农业银行成功上市，耗时近10年之久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终于成功收官。

在资本市场上市是四大行改革的深化和升华。

上市后首年，四大行业绩水平突飞猛进。由于营业收入快速增长，运营效率提高，2006年中国银行A股上市后首年净利润增速达到52%；同样由于利息、非息收入实现双增，2007年工商银行税后利润增速达到65.9%。

业绩之外，经过不良处置、股改上市、引入战投等一系列改造，四大行的面貌焕然一新，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初步建立，业务和股东结构也逐步多元化。沈如军介绍，在中央汇金公司的积极推动下，四大行治理水平不断提升，经营业绩平稳增长，运营效率不断提高，抵御风险能力持续增强，国有金融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

作为中国银行业的标杆，四大行的华丽转身，也为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20年来，我国银行业整体实力大幅提升，资本实力、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不断提高。银保监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0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超过307万亿元，是2003年改革前的近13倍。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内部风险管理能力持续增强，公司治理架构不断规范。

唯有改革才能基业长青。“严格来说，上市并不意味着银行改革的成功，也并不能解决国有银行中存在的所有问题，上市只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改革还需要不断深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深化分支机构改革。”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对记者说。

20年蝶变之路，国有大行的一路成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金融市场勃兴的轨迹。跳起资本舞步的大行，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中流砥柱。

但改革的重要使命远未完成。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凸显的当下，如何利用好资本市场工具箱，发挥好头雁作用，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之花”“产业之花”，成为国有大行的必答卷。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上市夯实了资本基础，为银行后续发展拓宽空间。”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看来，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构建更多元化的资本补充渠道，使得商业银行能够加大信贷投放，进一步支持服务实体经济。

今年以来，为对冲疫情影响，四大行贯彻逆周期调节政策，加大贷款投放力度。根据三季报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工农中建四大行发放贷款及垫款项目，分别较上年末增长10%、11.99%、9.33%、11.12%。同时推动普惠金融增量、扩面、降价。

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同时，四大行资本充足率水平有所下滑，依靠资本市场融资成为补充资本的主要措施。今年以来，四大行大规模发行二级资本债、永续债等资本补充工具，共发行二级资本债券2420亿元，发行永续债规模达1600亿元。

改革永远在路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国有大行需要持续推动经营转型和完善公司治理。曾刚认为，根据国有银行自身改革需要，探索中长期的激励机制也十分重要，未来银行可以通过员工持股等中长期的激励约束，推动经营管理行为更加稳健。

作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国有大行也将面临更高的监管指标要求。此外，从优化银行的外部约束角度来讲，上市银行需要接受更多、更透明的市场监督。改革之路还很漫长。

对于未来的中国银行业，正如多位接受采访的业内专家所提醒的，在未来，中国商业银行仍然面临着如何继续深化改革的艰巨挑战，完善现代公司治理、增强风险控制能力、提升综合竞争实力、增强内生动力、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仍是永不结束的话题。

新生力量

“小角色”登上大舞台

城农商行磨剑数年迎绽放

2008年冬日的一天，寒风刺骨。

在江苏常熟的街头，23岁的石磊骑着电动车，拿着一张宣传页，要到一家小微企业调研贷款意向。这是他毕业后进入常熟农商行第一年的工作常态：白天走街串巷拜访客户，晚上写报告直到凌晨。

在石磊成为银行业“新兵”的这一年，大部分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已实现上市。彼时，这位“扫街”的“85后”客户经理想象不到：几年后，这家刚从信用社转制过来的县域农商行也会上市，而自己在10年后会成为该行旗下一家村镇银行的董事长。

从2007年起，以城商行、农商行为代表的“第三梯队”银行，开启了谋求A股上市的砥砺崛起之路。十三载后，作为金融机构中“小角色”的地方银行，不仅成为了A股上市银行中数量最多的银行类型，更重要的是，弥补了大行和股份行在中小微企业融资中的市场空隙，为实体经济的稳健发展发挥出更大的力量。

1991年4月3日，深圳发展银行上市，由此开启了中国银行业上市大幕。然而，银行上市“蝶变之年”，却是16年之后的2007年。

这一年，建设银行等7家银行相继实现A股IPO，成为中国资本市场自创立以来，第一个银行上市“大年”。

这一年，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和北京银行的成功上市，标志着继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批量上市后，“第三梯队”的地方银行也正式登上了资本市场的“舞台”。

到这年末，有包括4家国有大行、7家股份制银行和3家城商行在内的14家主流商业银行，实现了A股上市。

彼时，在上证指数冲击6000点的大牛市中，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和北京银行分别实现了首发募资达67.14亿元、40.27亿元、146.85亿元，一举将资本充足率水平分别从2006年末的11.71%、11.48%、12.78%，提升至2007年末的30.67%、21%、20.11%，成为当年资本充足率最高的3家上市银行。

此时，农商行在国内尚无上市先例。A股“舞台魔力”的展现，大大激发了地方银行上市的欲望。对于金融体系的“小角色”而言，A股赋予了它们拓宽资本补充渠道、提升银行品牌、完善公司治理等不少想象空间。

随后，几十家城商行、农商行跃跃欲试，宣布上市计划。以农商行为例，2007年，张家港农商行成为第一家递交上市申请的农商行，随后常熟农商行、江阴农商行、吴江农商行也提交上市申请进入IPO排队序列。

“看到当时宁波银行和南京银行上市后的各种效应，我们很受启发和鼓舞。”一位华东上市农商行老员工回忆起当时启动上市初衷时表示，“最直接的上市动力是意识到上市银行在品牌方面的价值。”

彼时，不少城商行、农商行刚从城信社、农信社改制过来。这位老员工也从农信社进入了组建后的一家农商行。“在当时环境下，很多机构和老百姓不认识我们，也不认可我们的业务和产品，人家甚至怀疑我们是一家私人的银行。”对此段经历，这位有着20多年工龄的老员工仍感慨不已。

2008年，A股经历了一场牛熊转换，而同期，城农商行上市审核也因多种原因被按下“暂停键”，此后便是长达8年的“静默期”。直至2016年之前，A股市场的IPO闸门便再没有面向银行业开启过。

实际上，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刚刚分别从城信社、农信社改制成功的城商行、农商行，虽然形式上建立了公司治理的框架，但不少银行仍沿袭陈旧的管理模式。无论是资产规模、盈利指标、股权结构还是公司治理等方面，都与监管机构要求的上市银行标准有着不小的差距。

这段上市“候场期”，它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即股东清理。

“尤其是刚从信用社改制过来的农商行，股东人数众多，容易出现股权权属不清、股东身份不确定的情况。例如，我们在信用社改成农商行的时候，股东就达到3000多个。”前述某农商行老员工回忆，当时城商行、农商行普遍面临股权分散之困。

“最大的压力是股东不好找，工作量大。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员和精力，集中一个礼拜的时间，将几千股东全部找到。”这位老员工清晰地记得，为了对股权进行真实确权，他们请了律师、股权托管机构等到场，在登记场所，设计了一条流水式作业来规范登记，来面对面跟股东解释。

“实际上，上市不是目的，而是一种完善自身的手段。”这位老员工表示。

如何利用筹备上市这一契机，加快改革步伐、转换内部经营机制、建立高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地方银行转型过程中的挑战。此前国有大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经过股改上市的发展路径，给了城农商行借鉴作用。

实际上，城商行早有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意识。其中，上海银行、西安银行早于1999年、2003年就相继引入汇丰银行、加拿大丰业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

此后，北京银行、杭州银行、南京银行、成都银行以及青岛银行，先后于2005年至2007年间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并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学习国外银行的先进管理经验。

相比之下，农商行则更为积极地引入国内大行作为战略股东。例如，2008年，常熟银行引入交通银行作为其战略投资者。

清理股权、引入战略投资者、提升和完善了公司治理水平和业务竞争力，一连串的动作是地方银行备战上市、化解自身历史包袱的“前奏”。

“从2009年到2015年这个阶段，正好是银行业快速转型发展的阶段，我们农商行的小微业务在快速扩大市场，这给了我们年轻人很多机会。”石磊如此回忆到这一“IPO沉寂期”。

他开拓了一个又一个小微细分市场，并从小微信贷部门转战零售、银行卡等多个部门历练，一步步从普通“小白”员工、小微客户经理，成长为银行卡部总助、零售银行总部总助、副总，并由此成为该行旗下一家村镇银行的“一把手”。

终于，上市曙光再现。2015年5月，当时证监会发布了《中小商业银行发行上市的发行监管问答》，重点关注中小银行的产权结构、公司治理、风控能力等11个问题。该文件的发布，标志着停顿多年的银行上市将再次重启。

2016年8月，A股银行股IPO闸门终于重启，排队多年的十几家地方银行看到了希望。短短几个月内，就有8家城农商行成功在A股上市，并吸引了已在港股上市的中小银行启动“回A”之路。

其中，江苏银行成为此轮上市潮中首家IPO的银行，江阴银行、无锡银行、常熟银行等5家农商行的上市，使得A股终于有了上市农商行的类型。

在经历2017年至2018年的银行上市“淡季”后，2019年，银行IPO发行再次“驶入快车道”，先后有紫金银行、青岛银行、西安银行等6家地方银行成功上市。

截至目前，37家A股上市银行中，有14家城商行和8家农商行，上市区域银行数量占据了A股上市银行的六成，成为“金融板块”中一股重要力量。

登陆资本市场的地方银行，大大扩展了之前有限的资本补充渠道。而今，它们可以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平台，多途径补充资本。

以南京银行为例，作为首家在上交所主板上市的城商行，上市13年来，该行运用配股、定向增发、优先股、二级资本债等多种融资工具，共进行外延式资本补充10次，共计募集资金707.9亿元；与上市时相比，至今该行总资产增长了约20倍，净资产增长了约38倍，税后净利润增长了约16倍。

整体看，据统计数据，22家城农商行通过A股首发、增发、优先股、配股、可转债五种融资方式，共计募集资金3265.12亿元。

回首十三载的城农商行上市历程，有着一条主线非常清晰――这些上市的城农商行与地方经济相融共生，是践行普惠金融的主要力量。上市后，有着畅通“补血”渠道的城农商行进一步增加了信贷投放空间，支持了中小微实体企业的融资。

广发证券数据显示，2019年末，披露了普惠小微贷款余额的11家上市城商行和2家上市农商行普惠小微贷款总余额4444.0亿元，占商业银行普惠小微贷款总量比重为3.8%；12家上市城农商行披露了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平均同比增速约26.4%。

上市不是终点。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上市地方银行仍需要奋力应变，与资本市场共同成长，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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