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三十载银行业踏浪远航资本市场

中流砥柱

大象跳起资本舞步大行“蝶变”再出发

从“不良贷款率高企至20%以上”到“霸榜世界银行1000强前四”,中国大型商业银行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

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的2020年全球前1000家银行排序,中国四大行包揽前四。这是四大行第三年蝉联前四名,也是“宇宙行”工商银行第八年冠绝全球。

若以资本总额和利润的增长率排序,中国四大行的数据均高于美国十大行。《银行家》杂志为此预测,待来年此时再战,又将有新一波中资银行冲入前二十。

复盘20年“蝶变”路,始于2003年的那场股份制改革上市,是国有大行华丽转身的起点――彻底改造公司治理,促使进一步转换经营机制,实现真正的市场化经营。

1999年末,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总额约3.2万亿元。巨额不良贷款对中国的银行业乃至金融业运行构成严重威胁。

在这一背景下,1999年,国务院先后成立4家资产管理公司对口承接四大行的不良资产,共计剥离上万亿不良资产。

然而,剥离不良资产依然没有触及银行经营管理体制的深层次矛盾,没能根本扭转国有银行的经营困境。与此同时,打开开放的大门后,外资银行的竞争悄然而至。

市场迫切期望一场改革。于是,国家决定启动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按照 “四部曲”方案进行:一是核销已实际损失掉的资本金;二是按照市场化原则剥离处置不良资产;三是外汇储备注资;四是境内外公开上市。

作为一家有着特殊使命的中字头公司,中央汇金公司当年深度参与了四大行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引进战投、IPO等一系列重大决策。

据中央汇金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沈如军介绍,为解决四大行上市前普遍存在的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信息披露不充分、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较差等问题,中央汇金公司注资后,积极推动四大行按照现代金融企业制度要求,建立相对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各司其职,相互制约,相互协调。

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使得四大行获得了境内外投资者的广泛认可。2005年10月,历时近两年的筹划,建设银行在四大行中率先叩开了港交所大门;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于2006年先后分别在香港、内地成功上市。

“无论A+H同时发行上市还是‘绿鞋’机制,尽管是在工商银行首发时的创新,但更应该看成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创新,表明我国证券市场正在逐渐走向成熟,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在上市推介会上,时任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表示。

2010年7月,农业银行分别在内地、香港成功上市,四大行会师A股。时任农业银行副行长的潘功胜谈起这段历史时,亦道出了背后艰辛过程:“农业银行从启动上市进程伊始,就面临着迥然不同的严峻形势。当时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缓,资本市场持续低迷,国际股指大幅下跌,很多新股上市还频频破发。”

从明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到2010年农业银行成功上市,耗时近10年之久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终于成功收官。

在资本市场上市是四大行改革的深化和升华。

上市后首年,四大行业绩水平突飞猛进。由于营业收入快速增长,运营效率提高,2006年中国银行A股上市后首年净利润增速达到52%;同样由于利息、非息收入实现双增,2007年工商银行税后利润增速达到65.9%。

业绩之外,经过不良处置、股改上市、引入战投等一系列改造,四大行的面貌焕然一新,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初步建立,业务和股东结构也逐步多元化。沈如军介绍,在中央汇金公司的积极推动下,四大行治理水平不断提升,经营业绩平稳增长,运营效率不断提高,抵御风险能力持续增强,国有金融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

作为中国银行业的标杆,四大行的华丽转身,也为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20年来,我国银行业整体实力大幅提升,资本实力、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不断提高。银保监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0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超过307万亿元,是2003年改革前的近13倍。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内部风险管理能力持续增强,公司治理架构不断规范。

唯有改革才能基业长青。“严格来说,上市并不意味着银行改革的成功,也并不能解决国有银行中存在的所有问题,上市只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改革还需要不断深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深化分支机构改革。”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对记者说。

20年蝶变之路,国有大行的一路成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金融市场勃兴的轨迹。跳起资本舞步的大行,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中流砥柱。

但改革的重要使命远未完成。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凸显的当下,如何利用好资本市场工具箱,发挥好头雁作用,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之花”“产业之花”,成为国有大行的必答卷。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上市夯实了资本基础,为银行后续发展拓宽空间。”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看来,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构建更多元化的资本补充渠道,使得商业银行能够加大信贷投放,进一步支持服务实体经济。

今年以来,为对冲疫情影响,四大行贯彻逆周期调节政策,加大贷款投放力度。根据三季报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工农中建四大行发放贷款及垫款项目,分别较上年末增长10%、11.99%、9.33%、11.12%。同时推动普惠金融增量、扩面、降价。

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同时,四大行资本充足率水平有所下滑,依靠资本市场融资成为补充资本的主要措施。今年以来,四大行大规模发行二级资本债、永续债等资本补充工具,共发行二级资本债券2420亿元,发行永续债规模达1600亿元。

改革永远在路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国有大行需要持续推动经营转型和完善公司治理。曾刚认为,根据国有银行自身改革需要,探索中长期的激励机制也十分重要,未来银行可以通过员工持股等中长期的激励约束,推动经营管理行为更加稳健。

作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国有大行也将面临更高的监管指标要求。此外,从优化银行的外部约束角度来讲,上市银行需要接受更多、更透明的市场监督。改革之路还很漫长。

对于未来的中国银行业,正如多位接受采访的业内专家所提醒的,在未来,中国商业银行仍然面临着如何继续深化改革的艰巨挑战,完善现代公司治理、增强风险控制能力、提升综合竞争实力、增强内生动力、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仍是永不结束的话题。

新生力量

“小角色”登上大舞台

城农商行磨剑数年迎绽放

2008年冬日的一天,寒风刺骨。

在江苏常熟的街头,23岁的石磊骑着电动车,拿着一张宣传页,要到一家小微企业调研贷款意向。这是他毕业后进入常熟农商行第一年的工作常态:白天走街串巷拜访客户,晚上写报告直到凌晨。

在石磊成为银行业“新兵”的这一年,大部分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已实现上市。彼时,这位“扫街”的“85后”客户经理想象不到:几年后,这家刚从信用社转制过来的县域农商行也会上市,而自己在10年后会成为该行旗下一家村镇银行的董事长。

从2007年起,以城商行、农商行为代表的“第三梯队”银行,开启了谋求A股上市的砥砺崛起之路。十三载后,作为金融机构中“小角色”的地方银行,不仅成为了A股上市银行中数量最多的银行类型,更重要的是,弥补了大行和股份行在中小微企业融资中的市场空隙,为实体经济的稳健发展发挥出更大的力量。

1991年4月3日,深圳发展银行上市,由此开启了中国银行业上市大幕。然而,银行上市“蝶变之年”,却是16年之后的2007年。

这一年,建设银行等7家银行相继实现A股IPO,成为中国资本市场自创立以来,第一个银行上市“大年”。

这一年,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和北京银行的成功上市,标志着继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批量上市后,“第三梯队”的地方银行也正式登上了资本市场的“舞台”。

到这年末,有包括4家国有大行、7家股份制银行和3家城商行在内的14家主流商业银行,实现了A股上市。

彼时,在上证指数冲击6000点的大牛市中,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和北京银行分别实现了首发募资达67.14亿元、40.27亿元、146.85亿元,一举将资本充足率水平分别从2006年末的11.71%、11.48%、12.78%,提升至2007年末的30.67%、21%、20.11%,成为当年资本充足率最高的3家上市银行。

此时,农商行在国内尚无上市先例。A股“舞台魔力”的展现,大大激发了地方银行上市的欲望。对于金融体系的“小角色”而言,A股赋予了它们拓宽资本补充渠道、提升银行品牌、完善公司治理等不少想象空间。

随后,几十家城商行、农商行跃跃欲试,宣布上市计划。以农商行为例,2007年,张家港农商行成为第一家递交上市申请的农商行,随后常熟农商行、江阴农商行、吴江农商行也提交上市申请进入IPO排队序列。

“看到当时宁波银行和南京银行上市后的各种效应,我们很受启发和鼓舞。”一位华东上市农商行老员工回忆起当时启动上市初衷时表示,“最直接的上市动力是意识到上市银行在品牌方面的价值。”

彼时,不少城商行、农商行刚从城信社、农信社改制过来。这位老员工也从农信社进入了组建后的一家农商行。“在当时环境下,很多机构和老百姓不认识我们,也不认可我们的业务和产品,人家甚至怀疑我们是一家私人的银行。”对此段经历,这位有着20多年工龄的老员工仍感慨不已。

2008年,A股经历了一场牛熊转换,而同期,城农商行上市审核也因多种原因被按下“暂停键”,此后便是长达8年的“静默期”。直至2016年之前,A股市场的IPO闸门便再没有面向银行业开启过。

实际上,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刚刚分别从城信社、农信社改制成功的城商行、农商行,虽然形式上建立了公司治理的框架,但不少银行仍沿袭陈旧的管理模式。无论是资产规模、盈利指标、股权结构还是公司治理等方面,都与监管机构要求的上市银行标准有着不小的差距。

这段上市“候场期”,它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即股东清理。

“尤其是刚从信用社改制过来的农商行,股东人数众多,容易出现股权权属不清、股东身份不确定的情况。例如,我们在信用社改成农商行的时候,股东就达到3000多个。”前述某农商行老员工回忆,当时城商行、农商行普遍面临股权分散之困。

“最大的压力是股东不好找,工作量大。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员和精力,集中一个礼拜的时间,将几千股东全部找到。”这位老员工清晰地记得,为了对股权进行真实确权,他们请了律师、股权托管机构等到场,在登记场所,设计了一条流水式作业来规范登记,来面对面跟股东解释。

“实际上,上市不是目的,而是一种完善自身的手段。”这位老员工表示。

如何利用筹备上市这一契机,加快改革步伐、转换内部经营机制、建立高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地方银行转型过程中的挑战。此前国有大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经过股改上市的发展路径,给了城农商行借鉴作用。

实际上,城商行早有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意识。其中,上海银行、西安银行早于1999年、2003年就相继引入汇丰银行、加拿大丰业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

此后,北京银行、杭州银行、南京银行、成都银行以及青岛银行,先后于2005年至2007年间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并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学习国外银行的先进管理经验。

相比之下,农商行则更为积极地引入国内大行作为战略股东。例如,2008年,常熟银行引入交通银行作为其战略投资者。

清理股权、引入战略投资者、提升和完善了公司治理水平和业务竞争力,一连串的动作是地方银行备战上市、化解自身历史包袱的“前奏”。

“从2009年到2015年这个阶段,正好是银行业快速转型发展的阶段,我们农商行的小微业务在快速扩大市场,这给了我们年轻人很多机会。”石磊如此回忆到这一“IPO沉寂期”。

他开拓了一个又一个小微细分市场,并从小微信贷部门转战零售、银行卡等多个部门历练,一步步从普通“小白”员工、小微客户经理,成长为银行卡部总助、零售银行总部总助、副总,并由此成为该行旗下一家村镇银行的“一把手”。

终于,上市曙光再现。2015年5月,当时证监会发布了《中小商业银行发行上市的发行监管问答》,重点关注中小银行的产权结构、公司治理、风控能力等11个问题。该文件的发布,标志着停顿多年的银行上市将再次重启。

2016年8月,A股银行股IPO闸门终于重启,排队多年的十几家地方银行看到了希望。短短几个月内,就有8家城农商行成功在A股上市,并吸引了已在港股上市的中小银行启动“回A”之路。

其中,江苏银行成为此轮上市潮中首家IPO的银行,江阴银行、无锡银行、常熟银行等5家农商行的上市,使得A股终于有了上市农商行的类型。

在经历2017年至2018年的银行上市“淡季”后,2019年,银行IPO发行再次“驶入快车道”,先后有紫金银行、青岛银行、西安银行等6家地方银行成功上市。

截至目前,37家A股上市银行中,有14家城商行和8家农商行,上市区域银行数量占据了A股上市银行的六成,成为“金融板块”中一股重要力量。

登陆资本市场的地方银行,大大扩展了之前有限的资本补充渠道。而今,它们可以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平台,多途径补充资本。

以南京银行为例,作为首家在上交所主板上市的城商行,上市13年来,该行运用配股、定向增发、优先股、二级资本债等多种融资工具,共进行外延式资本补充10次,共计募集资金707.9亿元;与上市时相比,至今该行总资产增长了约20倍,净资产增长了约38倍,税后净利润增长了约16倍。

整体看,据统计数据,22家城农商行通过A股首发、增发、优先股、配股、可转债五种融资方式,共计募集资金3265.12亿元。

回首十三载的城农商行上市历程,有着一条主线非常清晰――这些上市的城农商行与地方经济相融共生,是践行普惠金融的主要力量。上市后,有着畅通“补血”渠道的城农商行进一步增加了信贷投放空间,支持了中小微实体企业的融资。

广发证券数据显示,2019年末,披露了普惠小微贷款余额的11家上市城商行和2家上市农商行普惠小微贷款总余额4444.0亿元,占商业银行普惠小微贷款总量比重为3.8%;12家上市城农商行披露了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平均同比增速约26.4%。

上市不是终点。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上市地方银行仍需要奋力应变,与资本市场共同成长,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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